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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者对话:“低端人口”,中国政局的最大变数?

December 2, 2017

作者:宁馨(美国之音)

 华盛顿 — 

在最近北京驱赶外来人口的争议中,“低端人口”是最让人脊骨发凉一个说法。尽管官媒和北京市政府争辩这并非官方说辞,但几天来社交媒体流传出的北京区一级政府部门的报告和文件中,这一说法却多次出现。其实“低端人口”也好,中性一些的“多余人口”,“流动人口”也好,不管当局采用什么称呼,都难以抹杀几十万人在严寒中无家可归或者黯然离去的悲凉。中国的“低端人口”都是谁?当一个政府将自己的人民分为三六九等,个人的尊严和价值还有存在的空间吗?在未来几十年,“低端”群体对于权利,尊严和机会的追求,可能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?

 

嘉宾: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; 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;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。

秦伟平指出,“低端人口”的说法很难让人接受,是赤裸裸地把人群分为三六九等。当然,社会学里的确存在不同阶层的划分,比方底层、中层、上层。中共标榜无产阶级是主人,实际是中国5%的精英阶层才是真正的主人。北京这次驱逐几十万所谓低端,其实真正的原因公众看不到。中国有2.8亿人口是赤贫,就是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,是真正低端。城市务工人口大约有5、6亿,他们奉献了青春、血汗获得微薄的收入,没有任何社会保障,是当局认为的不稳定因素。经济发展时期官方称他们是新市民,经济下滑没有就业机会时,当局害怕他们闹事于是一赶了之。

秦伟平说,中国经济变革之后,草根流民阶层在原籍没有发展机会没有未来,于是迁徙到大城市,但同样面临生活的艰辛。他们在多年付出后获得了些许金钱,但是没有养老保障没有医疗保险。政府所谓清理低端人口其实只是表象,真正的原因是,这些人口是一股巨大的社会能量。中国现在的环境有别于20年前的经济增长期,现在的经济是强弩之末。这点百姓不知道,但是当局了解。只要不继续印制钞票和继续给经济输血,经济就危在旦夕。全国几亿草民在城市虽然是无产者,但是他们有眼界,有组织能力,有社会关系,一旦经济危机全面爆发,他们没有饭吃,在居住的城市很容易引发危机。这样的情况让政府恐惧。政府要在经济全面倒下之前的节点上,让危险人口回流。因此我预测驱赶点端人口的举措全国各大城市都会效仿。

秦伟平称,中共社会奉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,要结果而不要手段,为自己的目的践踏他人。实际上,当局与自己的倡导依法治国背道而驰;北京的清理手段无论从社会制度、从人权和人文关怀层面来说,都是丛林法则。其实,上海的类似行动早已开始,通过调高房租来逼走所谓低端人口。值得注意的是,现在离春节只有两个月,为什么当局连两个月的宽限都不给?蔡奇是个懂宣传的人,知道舆论的后果,所以并非他选择授人以柄,而是不得已而为之,必须提前采取措施,不能再等,所以强制。也许中共认为在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内经济可能断层,如果大批人突然失业生活无以为继的话,他们给当局的威胁显而易见。现在他们还有口饭吃,所以即便被驱赶也还不会造反。如果没有了饭碗,估计当局开枪也打不走。这是当局无法说出口的理由。我认为不光是低端人口,高端人口也将被危及。一旦危机爆发,中产阶级也将被重创,可能财产蒸发,被打回原型。

胡星斗说,本次北京大兴区发生火灾之后,地方政府相当重视也采取了很多措施,以减轻城市压力和减少事故。应该说,政府用意并非不好,但是效果不佳。北京的做法缺乏人文关怀和法治精神,也与“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”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。“低端人口”这个名称本身就是侮辱;报道上说的北大学生毕业卖猪肉,也会被算作“低端人口”而被驱赶。应该说,北京作为政治中心要驱逐低端产业是有道理的,但是,控制人口要合理、合法、符合人道精神,应该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,而不是以强压弱来强行实施。

胡星斗认为,所谓的低端人口虽然长期居住城市并且为城市做贡献,却没有城市人的权利。在当局眼里,他们挑战政府的稳定。我认为,所谓低端产业人口其实是被社会抛弃的人群,他们不仅仅是弱势,而且无法从制度上融入城市,但同时也无法回到农村。因为农村没有了土地,也没有了活干,子女更是不习惯。所以,他们既不是市民也不是农民。按理说,这些生活在北京的所谓低端为社会做了贡献,北京应该感谢他们,现在反而被逼走。他们做了城市最辛苦、最肮脏的工作,却得不到公民的权利。毛时代用强制手段赶走知识青年到农村是如出一辙,当时也是为了社会稳定。现在的政府把“流民”赶回农村,同样是为了北京的安全。不过,这种思维不符合现代文明标准,就像朝鲜首都平壤设置层层关卡不让外地人进入一样。难怪有人说,排华运动现在是中国人自己排自己了。

胡星斗说,中国社会现在有普遍的仇富仇官的紧张情绪。政府应该在解决仇恨方面有所作为,但不是使用北京的处理手法。这么多人在寒风中度过夜晚,这引发底层弱势的极大愤慨,也引发社会的巨大同情。这体现中国官员耀武扬威、欺压百姓的思维,也反映权力缺乏制约的现状。我特别要强调的是,中国不能乱,中国应该走出千年王朝暴力更替的血腥循环。这也正是毛泽东说过的,只有民主才能结束这样的暴力更替。政府要守法,外来人口都是公民,都受到宪法保护。当法律不能保护弱势群体权益时,高端人口的正当权益也会被侵害。希望政府牢记社会利益,不是政府眼前利益,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。

胡星斗说,有分析说,中国现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,我认为是马基雅维利主义,为了社会发展好像可以牺牲多数弱势群体。其实,发展目的是为了广大民众,不为少数人的利益。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。欧美国家穷人的标准是中国的20多倍。中国不仅要重视经济效率更要重视社会公平,我也呼吁过要开展平权,来逐渐解决公平问题。

吴强表示,中国的所谓低端人口只能有贡献而没有权利。我认为,他们是中国的新流民阶层。同意两位的评论,他们并不是所谓低端人口,这种分类败坏政治伦理的体现,是对人民错误分类,是陈腐观念的可耻应用。我曾经进行过全国流动人口调查,发现改革以来,中国有一个二、三亿农民工为主体的、庞大的新流民阶层,他们与中国中产阶级的利益休戚相关。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,非正式就业、没有稳定的合同、没有医疗保险、没有稳定住所。这些人他们由于工作和生活不稳定,一方面是城市最有活力的部分,一方面也对危机中的当局构成不安全感。

吴强说,中共建政以来,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社会阶层的野蛮整治。1949年以来三番五次清理阶级以及相关分子,比方三反五反,反右,文革,直到红卫兵被利用参与文革后被下乡以完成对城市的净化,然后就是83年的严打,也是驱逐低端人口。现在的大兴现象也是城市净化的一部分。我们看到,这样的净化行动已经进行了五年。首先是互联网净网,然后是文艺界反三俗,现在是在十九大提出美好生活蓝图的形势下,对城市中所谓不符合美好生活画面的部分加以净化。

吴强表示,我不同意中共是因为可能发生经济危机而驱赶不稳定人口的说法。我认为,实际的原因是最高领导个由于人权力膨胀,丧失了对形势的判断。过去几年对社会异议的打压成功了,包括民权团体、维权律师、活动人士等,感到权力所向披靡,所以在城市管理上可以激进行事,只是没想到国际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反弹如此强烈。

 

—— 原载: 美国之音中文网
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: Friday, December 1, 20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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